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童年好友，“和我讲讲我们一起玩的事情吧，那个治疗把我童年的记忆都抹掉了。”

　　这让雨果不由开始思考：如果回归理智仅仅只是意味着对社会制度、社会框架、社会标准的驯服，意味着记忆的丧失、个性的丧失、情绪的丧失，那么治愈真的有价值吗？尤其是对于约翰这样一个把数学视作“唯一重要的事情”的天才。

　　在约翰心中最纯粹的数学不是理智、不是数字，而是灵感。理智不过是沟通这种灵感的手段，而如果重获理智也意味着灵感的丧失，那么他宁愿放弃理智。一个朋友在他住院时去看望他，“你发疯的时候声称外星人和你说话，可是像你这样一个理性的数学家，怎么可能相信外星人这种无稽之谈？”

　　约翰回答说，“数学的创见如同外星人一样进入我的脑子里。我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就像我相信数学。”他在笔记本山写道，“理性的四位阻隔了人与宇宙的亲近。”

　　从这个角度来说，约翰的确是一个疯子和历史上无数开创奇迹的天才一样的疯子。

　　从特伦顿医院出来之后，约翰就拒绝接受任何药物治疗，因为治疗让他感觉迟钝，不能思考数学。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得到了一个研究员的闲职。于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就常常可以看到一个穿着红色跑鞋的中年人犹如行尸走肉一般在校园游荡，在整块黑板上写下不可逻辑的公式，拿着几百张前夜刚刚演算好的数学公式出现在某位教授的办公室。学生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数学楼幽灵”，但却很少人知道这个幽灵到底是谁。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约翰的亲朋好友开始注意到，他渐渐不疯了。约翰的眼神变得清澈了，他的行为变得有逻辑了。可是在缺少医疗的情况下，约翰是如何康复的呢？约翰认为，“只要我想。有一天，我开始想变得理性起来。”从那天起，他和他幻听的声音开始辩论，驳倒那些声音，“以理性分辨非理性，以常识分辨错觉。”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案例，虽然雨果对心理学了解有限，但是在约翰的个案之中，疯狂和理智似乎变成了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以至于雨果甚至不再相信他真正疯过，而是……理性地选择了疯狂，又疯狂地回归了理性。又或者再更加准确一点来说，在七十年代以前，他疯狂地将所有理性运用于数学之上，所以导致生活失去了控制；而进入七十年代之后，他有意识地选择将一部分疯狂运用于数学灵感之上，而剩余的疯狂则用理性囚禁了起来。

　　这种想法太过大胆，也太过疯狂，即使雨果对心理学没有研究过，也知道这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是，仔细思考一下约翰发疯的起源，似乎又不是那么没有依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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