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初到幽州

　　我来自现代，我常常带着沉重的使命去拷问历史——为什么中国近现代数百年间停滞不前，落后挨打，为什么西方人在短短的几百年间突飞猛进的发展，富国强兵。

　　最近，我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是不同的法理文化开出的不同花朵。

　　重新解读纷繁复杂的历史，我发现中国始终存在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法律文化，西方人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却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说，你的财产我分配，你不愿意我镇压（暴力拆迁，源出于此）；西方人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的儒家文化却认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西方人认为法的本质是公平正义，中国的政治家却习惯了“法即是刑”的理念。

　　反映到法律宣传上，我们的法律宣传是这样的：“你不准干什么什么，否则，法律将对你如何如何”；而西方式法律宣传是这样的：“你有权干什么什么，如果别人侵犯了你的权力，你可依法对他如何如何”。

　　这两种不用的法律文明结出不同的果实，当然造成了我们那个时代不同的结果。

　　既然明白了这一切，我就不愿再让悲剧重复，我要让所有的人（包括皇帝，官员，百姓，甚至宗教人士）纳入到法律的管理之下，儒家认为一个人的德性够了，就可以治国了，这以德治国不过是个笑话，谁来管理治国者的德性哪——只有法律，法才是至高无上的。我要以宗教来管理人心，约束人的道德，以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规范。这样一来，即使是宗教，也套上了笼头。

　　光和五年三月（公元182年），我们经过20天的讨论，终于确立了一系列基本的律法及政府架构。当然，它离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还相差太远，但只要有了最高宗旨，它会不断的完善自我，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等待。

　　会上决定，高堂隆为我们的第一个首相，高山当大司刑，我兼任大司令，我手下学生已开始组建都督处、军机处。

　　会议结束后，高山立即去青州筹备转运流民，同时他还要在10天内拿出完整的商业发展战略。周毅开始着手设立各类学校，并筹备我们3年后的第一次科举工作。尹东则受命建立各级宗教机构，并组织人手编写完整的宗教教典，设立神学院。我抽身出来，带领饱受管亥摧残的500士卒动身前往幽州治所。

　　路上，一件小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出发时，为了补偿士卒们受到的摧残，我发给了士卒一些铜钱，这些铜钱都是我们私下铸造的，完全仿照汉朝铜钱的样式。没想到，这种钱币大受商家的欢迎，士兵们找零换回了各式各样的铜钱。我一时好奇，要过几枚铜币看了看，它们多数是大汉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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